□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前董事總經理 鄭學勤

美聯(lián)儲“縮表”象征著一個新的經濟發(fā)展階段的開始。它預示著美國經濟真正走出了金融危機，也代表了金融引領經濟這種經濟發(fā)展模式的失敗。

寬松貨幣加大貧富不均

金融危機本身是對以金融引領經濟的發(fā)展模式的否定。危機之后，各國央行用寬松貨幣政策來穩(wěn)定金融體系，但因此導致貧富不均惡化，生產力停滯不前。美聯(lián)儲的貨幣政策正?；菍ι鐣徒洕撠煹谋憩F(xiàn)。

金融被視為經濟的核心主要在于兩點：提供資本和提供信息。不過，如果85%的金融資金在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內流動，全球央行負利率的債務高達9.5萬億美元，金融系統(tǒng)低利率高杠桿運作，那么，很難說金融對經濟的反映和作用不存在偏差。美聯(lián)儲的兩大使命是物價穩(wěn)定和充分就業(yè)。不過，這是國會在1977年為聯(lián)儲設定的。當時美國經濟相對孤立，金融為經濟所引領。40年后，美國經濟全球化，金融反過來引領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是否仍然應當沿用這兩項標準來衡量貨幣政策，值得商榷。

寬松貨幣政策導致貧富不均惡化。到2016年底，8個全球最富有的人擁有的財富同36億人擁有的財富相等。美國在經濟恢復中總的工資水平上升緩慢。2016年全美的平均工資增長率是2.5%。與此同時，身價百萬美元(不包括住宅)的家庭數(shù)目增長迅速，2016年增加了40萬戶，自2008年以來新增加了400萬戶。

寬松貨幣政策導致金融資產價格上漲，造成巨大的財富效應。2007年第三季度，美國居民凈財富(家庭與非盈利機構持有凈財富)總值為67.7萬億美元。2009年，這個數(shù)字下降到54.2萬億美元。2016年第四季度上升到92.8萬億美元，比金融危機前高出25.1萬億美元。另一方面，2009年以來，美國資本生產率低于歷史水平，就業(yè)人口占全民人口比例處于歷史低位，生產力發(fā)展速度幾乎停滯不前(2016年美國生產力水平只提高了0.2%)。資本生產率擴張、就業(yè)人口增加和生產力提高，這是現(xiàn)代實際財富的三大來源。也就是說，同2007年相比，美國在實際財富增長甚微的情況下，金融財富增加了25萬億美元。

經濟金融化的演變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是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的。所謂經濟金融化，就是以借貸、投資、股息、資本配置和交易等金融活動的盈利性來指導經濟活動的公益性。按照社會歷史學學者格里塔·克里普那爾在《危機的資本化》中的說法，“里根時代”開始的經濟金融化，并不是根據(jù)什么理論精心研究而做出的社會安排，而是當政者在經濟不斷下滑、社會矛盾叢生和金融危機深化的情況下，利用新古典主義相關理論以及美國在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中的優(yōu)勢，在幾十年的不斷處理各種實際問題中積累而成的一種演變。

在以經濟引領的市場經濟中，經濟通過通脹和通縮的周期而自我調節(jié)；在以金融引領的市場經濟中，金融繁榮與泡沫破裂的周期取代了通脹和通縮的輪回。因為金融周期通過借貸和信用流動性影響經濟，它對經濟的影響要直接和強烈得多，連鎖反饋也更深、更廣。在金融化剛開始時，高利率對金融運作有利，因為當時主要金融機構是銀行，高利率給銀行和相關金融機構的間接借貸提供更大盈利空間。隨著銀行外金融機構和銀行表外業(yè)務的發(fā)展，低利率變得對金融機構越來越有利，因為它提供了更大的杠桿效益。在一個趨松的監(jiān)管環(huán)境中，過度使用金融杠桿難免帶來泡沫破裂的危機。鑒于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在格林斯潘掌舵時期，美聯(lián)儲對金融市場的波動和風險非常重視，一有出現(xiàn)風波的跡象，聯(lián)儲就使用利率工具給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為金融市場保底，于是有了所謂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權”的說法。

金融泡沫是一種變相的通脹。隨著資產價格的飆升，貨幣實際購買力相對下降。通脹把財富從前代人轉移到后代；金融泡沫則把財富從窮人手里轉移到富人手里。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社會經濟失去了金融繁榮與泡沫破裂之周期的清場功用。這就像動脈血管出現(xiàn)粥樣硬化，為了防止心血管壁上的軟斑塊脫落導致心肌梗塞，就使用寬松貨幣政策作為藥物，將軟斑塊變?yōu)楣潭ㄔ谘苌系挠舶邏K，結果心血管變得越來越窄。要擺脫金融引領經濟的模式，需要營造一個在經濟領域投資比在金融領域投資有更好收益的金融環(huán)境。從這個角度看，美聯(lián)儲“縮表”是一個好的開端。

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另一個失誤是過度私有化，因此造成國家除了征稅或發(fā)債就沒有能力投資那些收益不高、戰(zhàn)線很長但對社會公益必不可少的大型基建和科研項目。美國的經濟模式是靠居民消費拉動70%以上的經濟發(fā)展。這個模式在經濟不斷上升以及社會沒有進入老齡化前，有它的合理性。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這種經濟模式已經遭到嚴重挑戰(zhàn)。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很大程度上是延續(xù)了金融危機之前的經濟發(fā)展趨勢。有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加速美國經濟發(fā)展的關鍵不是提高居民消費，而是增加聯(lián)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資。這并不是凱恩斯主義所提倡的用政府消費來彌補私人消費的不足，從而將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維持在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水平。

哈佛商學院教授米希爾·德賽在他的《金融的智慧》一書中說，金融說到底是一組用來應付世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工具。他對金融作了一個有趣的區(qū)分：從別人口袋里掏錢的金融和創(chuàng)造價值的金融。為經濟所引領的金融，脫虛向實，趨向于成為后者；引領經濟的金融，脫實向虛，則容易淪為前者。

經濟要步入正軌，需要根據(jù)實際社會中大部分人的實際需要，而不是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來組織經濟。金融化走得太遠而導致的貧富不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經濟新紀元需要樹立新觀念

黛爾德麗·麥克洛斯基是芝加哥一位受全球各學派尊重的經濟學家。她有一部頗具影響的三部曲巨著，旨在解釋為什么人類經濟進化的主要動力是觀念而不是資本。用經濟學家喬爾·莫凱爾的話說，“所有時代的經濟變化都取決于人們相信什么”。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在過去的300年間，全球經濟中所發(fā)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因為人們的信念發(fā)生了變化而變化的。面臨同樣的科學技術，輿論導向而產生的信念不同，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會迥然不同。

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處在一個關鍵點上。人口紅利在逐步消失，同西方的技術差距在逐步縮小。對西方技術的模仿是經濟進化的初級階段，它主要涉及人同自然的關系，比較容易照搬。在技術水平日趨接近的情況下，經濟能否進一步高速發(fā)展，更取決于觀念的更新和基于新觀念而建立的制度。在這個階段上，要么重蹈西方模式的覆轍，要么創(chuàng)造出一個經濟新紀元。西方以金融引領經濟的模式，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已經暴露了自身的問題，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經濟新紀元，則需要注重觀念和文化對經濟進化的作用。

人類經濟發(fā)展史上充滿了因為人的錯誤理念而導致災難和衰退，以至整個文明滅亡的例子。以“中等收入陷阱”為例，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團，既有的制度固化了既得利益，經濟要進一步創(chuàng)新，需要打破這些制度。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往往是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所謂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但是，社會上同既得利益相關的精英階層，阻擋了對現(xiàn)存理念和知識的挑戰(zhàn)，阻礙了制度變革，妨礙了能夠將利益疏導到社會收入更低階層的創(chuàng)新和改革?！爸械仁杖胂葳濉笔且粋€只考慮到經濟模式而忽視了經濟活動同社會人文環(huán)境相互制約的命題。歷史學家杰克·赫黎胥曾經指出，在歷史的發(fā)展中，中產階級始終在“上升”，只是在啟蒙運動之后和英國工業(yè)革命之前，社會才承認他們的存在，社會意識才給了他們成為一個階級的空間。要創(chuàng)造一個經濟新紀元，在社會意識中，應當給予更多階層的人更多主動參與經濟的空間。

在過去30多年里，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以新古典主義為主導的。按照諾斯的說法，新古典主義只是對發(fā)達國家市場運動的一種理解，它不考慮經濟進化的進程。新古典主義忽視經濟、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復雜的相互聯(lián)系，用靜態(tài)的眼光觀察經濟發(fā)展。在強調參與經濟的人是理性的工具的同時，無視他們的意愿對經濟發(fā)展的反作用。這種理論基于達爾文的進化論，在進化論的選擇機制中，人對最終結果的信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意愿和決定，對物競天擇沒有影響，是一種不考慮經濟活動者的社會關系的自然主義的理論。在這個理論中經常被引用的亞當·斯密的“無形的手”的概念，最早是從神學中引申出來的，他后來才用這個概念來比喻市場在財富分配方面的神秘力量。在金融引導的經濟里，這個調節(jié)經濟關系的無形的手其實就是盈利，也就是金錢。斯密并不是沒有認識到道德意識的作用，他重視對正義的感受，重視對守道德的人的尊重。他理解關懷、自制、勇氣、公平、信念、希望和愛等美德，以及對不道德行為的譴責和懲罰，不過，他把這些內在的美德稱之為“不帶偏見的旁觀者”。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沒有辦法在人的經濟活動中，把這些道德觀念同“無形的手”結合起來。新的經濟學理論需要有更多的維度，打破經濟活動同意識形態(tài)的隔閡，把人的征服自然的行為同約束這種行為的社會活動結合起來，從中尋找進化的契機。

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是有情感有意愿的人，人的情感和意愿同他所接受的觀念息息相連。觀念的產生離不開文化，文化有歷史的傳承性。因此，經濟的進化會出現(xiàn)諾斯所說的“路徑獨立”，路徑獨立是社會傳承的要素。用諾斯的話說，在創(chuàng)造激勵創(chuàng)新的制度時，每個社會都應當基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文化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