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p>

   如今，一些珍本書或手稿在拍賣市場上紛紛創(chuàng)下“天價”，堪比“文物”。比如今年11月在美國蘇富比拍賣行拍賣的《海灣圣詩》，成交價達1420萬美元；今年5月，魯迅手書《古小說鉤沉》的一頁手稿被拍出690萬元；曾國藩手書家訓以230萬元高價成交……

   而就在珍本書、手稿頻頻創(chuàng)下“天價”的時候，因拍賣而引起的風波不斷增加，比如楊絳先生抗議錢鍾書信件被拍賣、周作人后人狀告《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手稿被拍賣等等。

   著名學者止庵表示，人們對于珍本書和手稿的追捧和愛惜由來已久，如今拍出“天價”也屬正常。但因拍賣而引起的爭議，每一件都有自己的“復雜性”。而內(nèi)地最具規(guī)模的二手書店之一布衣書局老板胡同也表示，“物以稀為貴”，珍本書因其自身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甚至于是唯一性)而受到藏家重視，價格稍高并不意外。

    珍本書收藏有傳統(tǒng)

   止庵介紹，珍本書、手稿收藏，在西方有多年的傳統(tǒng)。什么是珍本書呢？基本符合收藏的規(guī)律：稀少，不可復制，有人要。比如拍出天價的《海灣圣詩》就是珍本書，如今離我們“最新”的珍本書，應該是《哈利波特》第一版，因為當時印得太少了。

   胡同告訴本報記者，內(nèi)地圖書拍賣跟國內(nèi)藝術(shù)品拍賣的歷史幾乎一樣長，在1993年9月，中國書店首創(chuàng)書店辦“稀見圖書拍賣會”，開啟內(nèi)地圖書拍賣先河。如今有十余家拍賣公司將古籍(古舊書，名人墨跡)拍賣當做常規(guī)項目進行運作，每年有數(shù)十場萬余件拍品與藏家見面。雖然近兩年呈現(xiàn)低谷態(tài)勢，但是并不影響重要拍品的成功拍賣，比如“過云樓藏書”以及“梁氏檔案”等。

   作為人類文明的痕跡，圖書或者手稿更是歷史的直接記錄者，承載了記載文字和文學以及歷史的功能。為何近些年來，人們感覺珍本書或手稿拍賣呈現(xiàn)出“越來越熱”的現(xiàn)象，止庵分析，一是中國人的投資方向，從金融市場、房地產(chǎn)市場，逐漸轉(zhuǎn)移到收藏市場。二是中國人在收藏上，視野仍比較窄，一般只收藏自己知道的東西。名作家的手稿或珍本書拍出天價，也是一件很“正?！钡氖?。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錢呢？我們無從評價，因為拍賣完全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名家手稿更顯珍貴

   在如今這個電子時代，名家手稿更顯珍貴。止庵幽默地說，現(xiàn)在很多人寫信，無論是名人，還是自以為“有名”的人，給別人寄出的都是復印件，而專門留下手稿，他就收到過這樣的“復印件”書信。

   不過，這種現(xiàn)象也不是今天的“發(fā)明”，早在上世紀就有了，不過那時沒有復印機，要讓人手抄。比如哲學家、翻譯家徐梵澄先生就很在乎自己的手稿。許廣平曾回憶：當時徐梵澄居無定所，在上海行蹤甚秘。所有的稿件統(tǒng)統(tǒng)交由魯迅處理，但凡他由魯迅轉(zhuǎn)交的稿件都由魯迅或許廣平親自抄寫或覓人代抄。

   還有魯迅和鄭振鐸1933年編輯的《北平箋譜》，該書初版印制100部，每一本都編了號，每一個號都是唯一。當年就很珍貴，而今，這部箋譜尤其是第一版更是成為彌足珍貴的文物了。

    歷史有打不開的“死結(jié)”

   人們對于手稿的追捧，也引起了物權(quán)和著作權(quán)之間、學術(shù)研究與隱私保護之間的矛盾，有人認為，這甚至考驗了道德底線。

   止庵表示，錢鍾書先生信件被拍賣一事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是否侵犯了著作權(quán)？公開拍賣算不算“發(fā)表”？歸根究底，這是一個法律問題。楊絳先生利用她的影響，終止了拍賣。但這件事情不該“個案化”，有關部門對著作權(quán)法中的“發(fā)表”概念，應該有一個司法解釋，以厘清這個概念。

   而周作人后人狀告《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手稿被拍賣一事，比錢先生一事更復雜，這涉及一段歷史。周作人后人說，《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手稿，是在“文革”期間被抄家時抄走的，后來沒有歸還給他們。如今要讓周家人出證明，很難。抄家是一個“非法行為”，如今卻要用“合法”的方式來證明，這本身就存在某種不公，但歷史從來就是不公正的，總有打不開的“死結(jié)”，答案常?！盁o解”，只希望這種事情不要再有了。

   對于錢鍾書先生信件被拍賣風波，胡同認為，此前有先例，此次因為規(guī)模較大，引發(fā)楊絳先生不滿，亦在情理之中，最終以幾家拍賣公司撤拍告終。但這并不能完全禁止和杜絕錢鍾書先生信件和手稿的交易，只不過交易形式發(fā)生了變化而已。

   學術(shù)研究和隱私保護之間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當事人(或者家屬、后人)多從保護當事人形象的角度出發(fā)，不愿意將涉及隱私的信息公之于世。對于學術(shù)研究來說，有些非公開信息的披露，更能使研究接近歷史本來的面目。這點上，主要應尊重著作權(quán)所有人的意見。胡同個人認為，涉及此類的拍賣，不涉及“道德底線”問題，這還是“物權(quán)”歸屬的問題，不能以“著作權(quán)”代替“物權(quán)”，這是不同的兩個范疇，在尊重“著作權(quán)”的同時也應該尊重歷史原因所既成(善意取得)的“物權(quán)”。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人治”。